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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时间:2018-4-30 10:27:25 点击:

  核心提示:作者:张志洲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愈加凸显,中国的文化外交活动也不断得到拓展,大量的文化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活动逐渐汇聚为文化外交的新潮流。特别是最近数年来,不仅...

作者:张志洲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愈加凸显,中国的文化外交活动也不断得到拓展,大量的文化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活动逐渐汇聚为文化外交的新潮流。特别是最近数年来,不仅文化外交活动在深入发展,而且理论认识上也进一步升华。由于认识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 年7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2010 年10 月18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两处分别写道: “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2011 年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走出去”战略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引进来”工作都有着系统和深入的阐述,更是将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的基本手段。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是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

一、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动因

1. 冷战后与全球化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

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个文化社会,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因此,人类社会的交往和交流中自然而然渗透着文化因素。在古代,只是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由于本身的“渗透性”,在人们的认知中,也不会特别突出何种交往是属于“文化”的,何种交往是属于政治的或贸易的。不管是“丝绸之路”还是日本遣唐使的历史,不管是唐僧“西天取经”、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还是起源于西亚的三大宗教向欧洲的传播,直至近代的“西学东渐”等,无不说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及其对于世界面貌的塑造力。然而,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特别是进入20 世纪后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化进程,使得和平与战争、安全保障与霸权争夺、权力和利益这些现实主义的因素成了国家间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和逻辑,国家间关系往往窄化成了“国际政治”。及至20 世纪中后期冷战盛行的年代,尽管民族国家间文化的交流仍然绵延不绝,但世界被“国际政治”所主宰,文化往往成了国家意志与国际政治的婢女,国际文化交流深受国家对于权力和利益的盘算以及意识形态对抗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大都局限于不同阵营内部的国家之间,而在跨阵营的国家之间,文化外交通常就是宣传攻势,文化交流通常被当作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工具。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接之际冷战的终结,也就成了“文化婢女”获得解放或至少增强了对国际关系施加影响的自主性的历史机遇。再说,与冷战终结后时代相伴随的,是由交通、信息和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浪潮汹涌、市场扩张意愿难以遏制等因素所共同推进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冷战终结拆除了原来东西方对抗的国际政治藩篱,其本身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世人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与冷战后时代的相互重叠以及相互建构。全球化以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和国际政治为本能,它的冲击进一步削弱了“国际政治”对于国家间关系的主宰地位,使原先被“国际政治”所掩盖、所附庸的文化因素,重新上升到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时代文化外交的兴起,首先正是基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上升的反映。而如前言中所论,对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一些影响广泛的理论认知,也促进了文化外交潮流的形成。其中,有两种理论特别突出: 一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二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亨廷顿一改对于国际关系的原有解释范式,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放置一边,而从“文明”角度,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文化的角度,重新解释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认为文化是现代世界冲突的主要力量,尽管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依然重要,但是文化压倒一切; 文化对人性而言至关重要,跨越了国界的限制; 文化冲突正在破坏文明的断层,因此,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概言之,他把文化因素看作是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最为重要的基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被无数学者所批驳,为许多非西方国家不认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美国自身的“政治正确”原则,但它一出场即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巨大影响之一,便是将文化因素带到了国际关系的核心视域之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则把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家形象视为一国软实力的基础,而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软实力的竞争。这一理论将“文化”与“软实力”捆绑在一起,又将“软实力”视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至关重要的内容。这两种理论直接将文化因素推上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观念的中心地位。文化外交由此有了更加系统的、学术化的认知基础和理论基石。至于中国在冷战终结十来年之后才出现文化外交的明显潮流,只是一个正常的时间差而已。

2. 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

自20 世纪80 年代之初,中国就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也一直在推行和平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之后,这一思路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2010 年10月18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论及对外政策部分时再次指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戴秉国在2010 年12 月撰写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指出,“这是对当代中国对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达到什么目标和怎样实现目标的深刻阐述”,同时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动因、含义、战略意图、强大起来的中国永不称霸等十大问题。2011 年9 月6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更是以专门的国家外交文件形式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在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之际,中国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走和平发展道路已是中国的既定外交路线和政策,与中国的和谐世界建设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是对西方国家历史上一旦强大必走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超越,是打破“国强必霸”模式的明证。

然而,随着日益强大并呈现强劲的崛起态势,不仅西方一些国家立足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时抛出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美国霸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新殖民论”,诋毁中国人民的和平发展意愿和权利、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甚至连周边一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有“国强必霸”的类似疑问,或附和西方某些不负责任的看法。这种情况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有计划地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造成了极大困扰,必须积极地予以妥善回应。分析各种形式的外来质疑,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和为贵”和谐文化的不了解,因此,除了有必要在外交政策上加以澄清外,还有必要通过文化对话、文化解释、文化交流来消除误解,增信释疑,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文化本身具有系统性,中国崇尚和平,主张“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多元共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价值观也体现在各种具体的文化样式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应该全面、深入地开展。而通过文化交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并成为一个在文化上更好地被他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的重要途径。简言之,当前中国文化外交潮流的兴起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更是和平发展的根本需要。

3. 中国文化自信心的提升与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

尽管冷战后与全球化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为中国文化外交潮流的兴起提供了国际性的时代背景、知识基础和发展机遇,和平发展的需要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国内政策机遇和政策动力,但是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害怕“走出去”后自惭形秽,或者只重视硬实力而不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那也将在根本上制约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近年来中国文化外交潮流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即文化自信心的提升以及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

中国有世界上唯一的连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有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在古代世界一直处于“先进文化”的地位。然而,到了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由于不断遭受外来侵略和割地赔款,民族存亡危机,屡战屡败的痛苦经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政策的破产,君主立宪改制的失败,1911 年后民国虽建但“革命尚未成功”,国家积贫积弱,使国人把对民族前途的思考转向对自身文化的深刻批判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甚至还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此后,“全盘西化论”一直颇有市场。其结果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失去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信心。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还流行柏杨先生关于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的观点,电视系列片《河殇》呼吁放弃中国自身的“黄色文明”而全力拥抱西方的“蓝色文明”。一个没有文化自信心的民族,拿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强者比较,觉得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对于“文化走出去”自然缺乏动力。马克斯·韦伯对儒家伦理不能导出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论断,也成了无数国人对中国文化自惭形秽的圣经般依据。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并重新走上世界中心舞台,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又回归了,以更加骄傲的眼光来看待和欣赏自己的民族文化,以更博大的胸怀来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为更加自信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心理基础。于是,也把向外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当作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为世界作贡献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归也反映到国家外交政策的层面,中国政府的发展和外交战略不再只重视经济、科技、军备等硬实力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同时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之中。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强化了文化软实力在实现外交战略中的应用。中国文化外交新潮流的兴起,中国文化全面“走出去”的态势,正是日益崛起的中国文化自信心不断提升和政府外交观念更新的重要产物。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1. 在文化与软实力关系上存在认识误区

当前中国文化外交潮流的兴起,尤其是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前提,即文化交流是塑造国家国际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而为了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提升软实力,必须积极开展文化外交。这一建立在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之上的认知,却远未考虑到文化外交、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复杂性。固然,文化外交有利于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提升软实力的例子不胜枚举,但相反的事例也随处可见。文化外交必要性的一个前提其实是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即对文化差异性越大的国家才越有必要进行文化外交,而文化同质性越强的国家之间,文化外交的空间及其作用则将越小,因为文化外交是要通过实现文化的被认同来获得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恰恰是文化被认同的程度。然而,这带来了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其一,即使文化同质性很强的国家之间未必能给予对方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文化的认同未必能带来友好的关系,从中也看不到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踪影。不管是文化同质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之间还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都曾因政治行为和对外政策冲突、权力和利益角逐、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外来势力的介入而发生分裂和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文化转为了软实力而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文化同质性确实有利于一国在政策、制度、利益诉求等方面争取另一国民众的认同,但是反过来站在另一国的角度看,文化同质性可能恰好是其受文化兄弟国政策干预的便道。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逻辑仍然主导着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下,文化外交能否转为软实力要视许多其他因素而定,其间并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性很大,由文化差异或误解而引起的问题可藉由文化外交来消除,文化确实可以起到软实力的作用。但是,从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周边“儒家文化圈”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恰是与中国发生过战争的国家,文化同质性本身也成为“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借口之一。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国家,其对华政策也是以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基础而非以文化认同为导向。客观地说,文化外交既不能必然保证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也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它需要其他的条件参与作用。文化外交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软实力提供了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概言之,当文化外交遭遇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逻辑时,文化的软实力就难以彰显,影响不了由现实主义外交哲学所主宰的国家间关系的主流。

其二,文化软实力不等于政府软实力。在中文里,政治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缺乏区分,以致混淆。事实上,文化往往是属于民族意义的国家( nation) ,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state) ,由文化丰富性或文化价值观被认同而构建起来的国家( nation) 形象,不等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state)及其政府形象。这大概也是人们常使用“中华文化”而非“中国文化”的部分理由。换言之,文化软实力是属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而非必然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他国他民族对一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正面的看法,并不意味着就对该国的政府形象有认同。就如人们可以因认同法国的自由、民主、博爱文化价值和多族裔文化丰富性而对法国的国家形象有正面看法,但对萨科齐政府可能持有负面观点; 人们会认同哲学家、音乐家辈出的德国文化及其构建的良好国家的形象,但不可能认同反动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政府。文化外交虽然是国家主导性行为,但在政治制度上国家毕竟是由政府来代表的,因此文化外交实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他国政府或民众对一国政府的看法是负面的,那么文化外交所塑造的良好国家( nation) 形象就难以转化为政府的外交软实力,反而有可能成为批评政府的理由。政府的形象更多的是靠其政策行为和政治理念来构建的,而非靠泛泛而言的“文化”。

2. 处于文化结构性弱势中的中国如何选择文化价值观进行外交

文化有物质性的( 如建筑、瓷器、丝绸等) 、精神性的( 如宗教、文学艺术、审美等) 以及价值性的( 如伦理、道德观念等) ,而在国家形象建构和外交中能发挥软实力作用的,主要是价值观。文化外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观外交。然而中国现在的文化外交侧重的却是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方面,而非价值观的方面,这就使文化外交往往“费力不讨好”,即达不到将文化外交转化为外交软实力的目的。这里的一个困境或问题在于,在当今时代的国际文化格局中,相对于西方的价值观优势,我们在文化价值观上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文化本身是一个体系,而且自成一体,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多种多样,也往往自相矛盾。这样,一方面,任何断章取义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中国文化体系在根本上是与其古代成熟的农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外交背景下又不能不有所取舍,既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质又能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融合或共生。于是,对文化价值观的取舍就成了中国文化外交的关键。

虽然说儒、道、释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主流,但是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国文化内在的价值冲突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和谐”价值,但也有强调斗争的,从来不缺乏“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在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颂扬“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精神。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讲求“和谐”的同时强调恪守等级制( 典型如“三纲五常”) ,希望把和谐秩序建立在权力和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和等级制实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又如,中国文化中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普世情怀,又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既有人心齐、泰山移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主张; 既有“满纸的仁义道德”,又有纸背后“吃人”的人伦礼教; 既提倡“杀身成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提倡“好死不如赖活”; 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卫道精神,也有“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传统; 既有儒家的修齐平治人生诉求,也有道家的出世思想,还有佛家的“万物皆空”理念;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在如此庞杂、矛盾、纠结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进行文化外交呢? 选择的标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无疑应该是中国特质和普世性的结合。然而,中国特质的文化要被表述成普世价值常常不得不被“断章取义”。而以“普世性”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准则来考虑取舍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以用于文化外交,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之“结构性弱势”地位,反映了中国文化外交一种深深的价值困境。

三、原则性的对策思考

1. 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改变中国在国际文化价值观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

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除了有些文明社会共同的禁忌不可冒犯、共同的规则不可践踏外,很难说某一种文化价值观是优于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同样很难说一种文化价值观具有本质性弱势。然而,近代以来的西方优先发展及其扩张的历史,也建构了西方价值观的世界性强势地位,使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如今的世界虽然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然依赖两个因素来维护,一是依赖于西方在整体上仍然具有的硬实力优势,二是依赖于原先它所构建的话语权优势。文化价值观演变相对缓慢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也有利于西方即使在硬实力相对衰落后也能继续占有文化价值观优势和话语权优势。文化强势地位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话语权优势,而话语权优势又会反过来维护和巩固文化价值观的结构性优势地位,以及对国家政治制度、内政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辩护,从而转化为软实力。这里的关键是话语权优势。

文化外交能否将文化转化为软实力,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能否被认同,而文化价值观被认同有两个条件: 要么一国文化所体现的制度和价值符合对象国民众的期待和既有价值认同,要么一国文化外交能起到对他国民众的说服和引领作用。前者意味着该国文化必须是包含“共同制度和价值要素”的文化,后者要求该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或拥有某种主导型话语权。对于中国来说,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对于以西方制度为普世准则是不予完全认同的,我们趋同于西方的“共同制度和价值要素”是有明确底线的。因此,通过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世界性意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努力方向。

2. 构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传统文化之间达成最佳的平衡

文化外交的核心既然是价值观外交,那么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中国文化更具有影响力和发挥外交功能的逻辑性要求。文化外交本来就有“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大胆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以之作为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新鲜要素,使我们的文化更具有国际性和现代化色彩,从而更好地获得世界认同,转化为软实力,无疑应该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大基本诉求所在。当今中国文化外交的过程应该就是价值观重构的过程以及中国文化更趋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然而,中国文化外交的重点仍然应该是“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喜爱中国的文化传统特质,不然将难以达到文化外交的目的,甚至反而失去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在文化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传统文化特质之间达成最佳平衡,既是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更应该是中国文化外交和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努力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有好股 来源:有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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